白老虎---赵德发(小说连载)更新

小说白老虎

“大衣哥”和“头巾女”

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在金乡栽了跟头。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哥们，前些年带了上百万的资金，来金乡要发大蒜财，结果赔得一干二净，只好在这里当起了装卸工，给人扛蒜袋子，至今没能翻身。 金乡作为一个农业县，外来打工者数量之多，在中国的北方十分罕见。这些打工者，是“大衣哥”和“头巾女”。 这两个群体，是来挣散碎银子的。 我在金乡时，不止一个人向我讲过：“大衣哥”朱之文以前在金乡打工。 2012年6月2日上午，第七届金乡大蒜节开幕，草根明星刘大成和朱之文登台献艺，二人都在现场道出了自己与蒜乡的渊源。朱之文满怀深情的讲：“俺跟金乡不见外。俺老家是菏泽单县，跟金乡是邻居，前几年经常来金乡打工。”他唱了一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又说：“俺在金乡呆过很长时间，说起回家，金乡也算俺的家。”于是，又献上一首曾在央视春晚唱过的歌曲《我要回家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 朱之文不穿大衣了，但是在金乡还有好多的“大衣哥”，他们多是来自外地。 我第二次去金乡采访，发现有两个地方是“工夫市”，各站着一群“大衣哥”：一是南店子街口，一是城西鱼山镇。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寒风凛冽，他们每个人都穿一件黄大衣。我下车后，他们立即围过来问：老板，觅人？ 这个“觅”字我懂。在我家乡莒南，过去给财主家干活的人就叫“觅汉”。 得知我不觅人，他们的脸上现出失望神色。我问他们收入怎样，他们说，这个季节活少，工钱也低，一天才挣百十块钱。在新蒜入库的季节，他们一天能挣三四百。我听说，有一位来自黑龙江富余县的“大衣哥”，人称“小波”，硬是靠扛蒜袋子，在县城买了楼，另外还买了一辆20多万的车。 当然，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，他们都是出大力的。我去看过冷库，存蒜的铁架子有十几层高，一直顶到天花板上。在新蒜入库的时候，“大衣哥”们要肩扛80多斤重的蒜袋，在铁架子上攀上爬下，把每一层都装满。他们的劳动强度，非常人所能承受。 “大衣哥”扛袋子，“头巾女”则有一部分在冷库加工大蒜。蒜商们买进的大蒜，只在地头剪秆、削胡，搞了些粗加工，入库前，要进一步剪掉多余的蒜秆，削去蒜底，去皮，分级。如果是出口的大蒜，还要按照外商要求，装进一个个小网袋，每袋装几头，到了外国直接进入超市。搞这些加工，多是雇用妇女，每人每天付一百元左右的工钱。这些妇女为了遮尘，干活时都围一个头巾。 更多的“头巾女”，出现在金乡农村，在一块块蒜地里。 我第一次见“头巾女”，是第一次去金乡的时候。当时董刚开车带我在金乡城外到处看，我见一块地里有人拾蒜，就下车走了过去。 这块地里有十来个人，其中只有一个中年男人。我很纳闷：这里怎么像集体化的时候那样，成群结伙地干活呢？问过那个男的，他笑了笑告诉我，除了他和他的老婆，另外那些妇女是觅的人。我问那些妇女是从哪里来的，她们笑着问我：你看俺是哪里的？我说，看不出来。雇主的老婆告诉我，她们是从鱼台县来的。那里种稻子多，这个时候正好没有活儿，就到这里打工。因为鱼台女人干活的时候喜欢戴头巾，所以当地人看她们是戴头巾还是戴斗笠，就能看出她们是鱼台的还是其他地方的。 那些鱼台女人，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，大多粗皮糙肉，正手脚麻利地捡拾蒜头。捡满塑料盆，就倒进用钢筋架撑起的尼龙网袋里。 我问一个妇女，干这种活，一天能挣多少钱。她用下巴指着旁边一位妇女道：“你问俺老板。”那个胖乎乎的“老板”立即向我一笑：“不告诉你，这是商业机密。”一群女人哈哈大笑。 我猜想，这个老板，其实就是个领头的，由她向雇主领活儿，谈工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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蒜区的打工者

后来，我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这个群体。 有人说，十几年前，金乡人种蒜都是自己干。但是种蒜这个活儿是在太麻烦，要把一个一个蒜瓣儿摁到土里埋起来，而且要让牙尖朝上（就因为种蒜牙尖必须朝上，农机部门研究了多年，也没能成功造出大蒜播种机），费时费工。那年马店某村有个人忙不过来，就让外县亲戚过来帮忙。那个亲戚过来发现，这里种蒜太需要人手了，就问别的人家要不要人帮忙，需要的话，他可以从家乡叫人过来。于是，一些人家就让他找人帮忙，种完蒜付了工钱。从此，来金乡打工的一年比一年多。每年到了种蒜的时候，到了提蒜薹的时候，到了挖蒜的时候，周边几县，像鱼台、嘉祥、巨野、成武、单县，甚至河南、安徽，都有农民到金乡打工。还有的人，来自更远的地方。 这些打工者，有男有女，成群结伙，每一伙都有“老板”，负责和雇主讨价还价，结算工钱，协调各方关系。每年到了大忙时节，金乡县城和各个乡镇都有“工夫市”，也就是劳务市场。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打工者就在“工夫市”站成一大片，等待雇主前去觅人。双方谈妥之后，“老板”就带上一帮打工者坐上雇主的车，去了某村某块蒜地。 我问过多位蒜农，觅人需要花多少钱。他们讲，现在比过去贵多了。按日工算，过去一天几十块钱就够了，现在至少一百，有的甚至在二百元左右。包工呢，过去一亩蒜的收和种只用几百块钱，现在都在一千以上，有时还要花到一千五六。 在蒜区打工是很辛苦的。种蒜、挖蒜，经常要爬着跪着，累得腰酸背痛。蒜区的雇主也很仁义，无论谁家觅人，都是管吃管喝。要炒菜，菜里要有肉。要给他们酒喝，给他们烟抽。当然，这些烟酒都是低档的，一瓶酒或一包烟在五元左右。 打工者，有的住在廉价旅馆，有的住在蒜农家里。曾经有一个例外：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，各村都按照上级要求，不准外来人进村，这些打工者只好住在村外野地里，由雇主送饭给他们吃。 背井离乡，出力流汗，这些“大衣哥”和“头巾女”都不容易。然而，他们为何要到金乡？还是因为到这里可以挣钱。一个忙季下来，十多天的时间，他们可以挣两三千元。 不只是金乡，在各个蒜区，雇人干活都是常见的。我在邳州宿羊山镇采访时了解到，去那里打工的人来自周边睢宁、新沂、东海、沭阳几县以及鲁南、皖北等地，高峰时多达三万人。 在起蒜的那几天，各个村子的超市里馒头销量大增，邳州人爱吃的煎饼反而卖得少了。因为，来自稻区的打工者只吃米饭馒头，雇主也陪他们改换了主食。 这种挖蒜工，出门时可能会冒着生命危险。《齐鲁晚报》2013年5月24日报道：成武、巨野两县挖蒜农民，因为乘坐三轮车去外县外镇，三天之内出现两起翻车事故，死亡9人。 在“蒜你狠”的时候，大蒜产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出现：盗贼。 大蒜收获之后，有一个晾干待售的阶段，在金乡县，几乎家家都有蒜垛，一般都在院外街边。有的小偷开着三轮车，到蒜垛边停下，趁主人不备，扯过蒜袋就往自己车上装，装上一些逃之夭夭。有的蒜农夜间睡在蒜垛边看护，小偷却做好分工：几个人将醒来的主人摁住，另外几人装车，等到小偷离开，主任望尘莫及，徒呼奈何。 金乡县警方曾展开对他们的严厉打击，将打击成果公开展览，其中有一辆三轮车，上面装满了蒜，那是小偷连车带蒜一起偷走的。 还有的蒜农，种上了蒜却迟迟不见出苗，扒开看看，土里并没有蒜瓣儿。原来，因为蒜种太贵，有人就在夜间悄悄去挖来别人种下的，白天堂而皇之地种到自家地里。当然，这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，极其罕见，现在基本绝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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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蒜神”和“蒜王”

在蒜界，经常被人提起的是“蒜神”和“四大天王”还有几位“蒜王”。他们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。

在我的村子东南方向有一座小山，山上遍布巨石，长满刺槐与松树，据说从前此地有很多蝎子，因而这山叫蝎子山。山前有一条大沟，沟边住着几十户人家，村名叫董家沟。

董刚就出生在这里。

1993年夏天，他刚从乡办中学毕业，就去临沂闯荡。临沂有个西郊市场，他到一个药店给人家卖药。老板见他聪明伶俐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给我好好干，以后我给你买房子、买车，还给你娶老婆。”董刚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能给你干半年。我来不是给你打工的，是跟你学习的。工资我一分钱也不要，当学徒，学会了我就自己干。”半年以后 ，他果真离开这里，在市场盘下一个门面，一年交八千元租金。

董刚从这个时候起，就显示出他的经商才能。他广泛联系上下家，把生意做的越来越大，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。在当时这是很客观的收入了。然而董刚并不满足，他看到央视正热播一个用阿凡提形象做的草珊瑚广告，认定做这种药有前途，就和厂方联系，让他成为这个药品的山东总代理，从1994年到1996年，山东人吃的草珊瑚含片都是从董刚手中出去的，他因此赚了几百万。

生意红火起来，他的哥哥、三姐、四姐都到临沂给他帮忙，兄弟姐妹一起发财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，董刚觉得他们经常添乱，就分给他们一些钱，自己去了潍坊。此时的几年，他还是做药材生意，或赔或赚。

2003年春天爆发的“非典”，让董刚看到了新的商机：当时人们都喝板蓝根防疫，他就用手中积存的麝香壮骨粉，换了一批板蓝根冲剂，他在市场上转悠，听人说，山东大蒜很便宜，有好多都倒进海里去了。他去大蒜市场打探，发现蒜价果然只有三毛钱左右。听老板讲，在山东装蒜，一斤蒜是五分。董刚听了，立即决定去大蒜产区看看。

那时“非典”风头正猛，他坐着火车往回赶，一路上被查了八次体温。

火车上的董刚体温正常，热血却在沸腾。他想，大蒜这么便宜，我何不买上一些，等到涨价了再在卖？此时，他手中有几十万资金。

到了就金乡，他看了大蒜价格，每斤一两毛钱。正考虑下不下手，恰巧遇到一个做蒜的姓徐商人，二人住在一个宾馆，谈的十分投机。老徐说，新蒜快下来了，你跟我到河南，苏北转一转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二人就去了河南的中牟、杞县，去了江苏的邳州。看过了一圈，大蒜开始涨钱，从两毛多一气涨到了一块一毛五。因为，此时好多人都相信大蒜能防“非典”，市场供应开始紧俏。等到八、九月份，蒜价更高，董刚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，回到了临沂。

这时他又得到，生姜正在价格低迷时期，2002年价格大跌，一斤只卖五分钱；到了2003年秋天，一斤也才卖两毛多。他认定姜价会涨，就把手头上的四十万资金全部投入，买来姜存到沂蒙山区的一个军用山洞里。2004年春节后，姜价猛涨，董刚在2.8元的价位上出手，大赚了一笔。这年5月，他花27.5万元买了一辆新式本田雅阁车，随即开着这车去金乡考察大蒜。

此时，董刚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出现了。

此人叫秦峰，原来在潍坊做药品生意，认识董刚。他见董刚赚了钱，就问今年还做不做姜，董刚说不做了，做蒜。秦峰说，好，咱们合作。

我见他们二人在2004年签订的一份协议，主要内容是：秦峰投资100万元，董刚投资30万元；秦峰对到户资金进行管理，董刚负责经营；合同履行期间，发生亏损及债务或损失均由董刚负责，产出投资金的盈利，秦峰分55%，董刚分45%。

也就是说，秦峰只负责出资100万，董刚出30万，在金乡负责做这单生意。5月下旬，董刚找几个金乡人帮忙，在鱼山镇公路边找了一块很大的空地，买了一万多块钱的砖，支起来做晒蒜的台子，从5月27日开始收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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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蒜行业好多人知道了董刚

这个时候，董刚他们收的是湿蒜，只有七八成干，由小贩子从田间地头收上来，拉到城里。董刚从小贩子手中大量吃进，一斤三四毛钱。一袋一袋晾在台子上，让雇用的人不停地翻晒。鲁西南方言有个动词：“裂”。这个“裂”，类似“搞”与“弄”，但如果用来表示一股狠劲儿，或者一种得意心情，“搞”与“弄”都比不上“裂”。董刚向我讲他第一次收蒜，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一气裂了八千吨！”

收获结束，蒜价就涨，从一块涨到一块一毛五。这时的董刚喜气洋洋，每天都计算赚钱的数目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蒜价出现拐点，急转直下，竟然跌到了六毛五。算一下帐，亏损额达几百万。

给他干活的人都慌了，有人一个劲的嚷嚷，我精神都快崩溃了！大家都催促董刚快卖，说：卖吧，卖吧，别把本钱都赔光了！

这天晚上，董刚召集大家开会，板着脸说道：我郑重地跟你们说，你们只负责货物的质量。至于大蒜卖不卖，是老板说了算，是我跟合伙人决定的事，你们不要瞎议论！我保证给你们发上工资，就是赔光了，也与你们没有关系。

即使董刚开了会打气，大家心里还是惶恐不安，因为蒜价直到过年还是一蹶不振。

说到这一段，我问董刚当时的心理状态，他说他心里有数。他认为，《周易》里讲了，万事万物都有循环往复的过程，就看你有没有耐心，能不能坚持。巴菲特有一句名言：“世界上聪明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是，有耐心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然而，让董刚耐心等待的过程是那样的漫长：2005年春天，黄淮平原上的大蒜返青了，长秸了，大蒜行情依旧低迷。知道蒜薹都长出来了，新蒜快下来了，董刚的8000吨陈蒜却还睡在一个“洞”里，连一颗蒜头也没到光天化日之下！

董刚后来告诉我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心里也在打鼓，因为他的蒜在库里差不多一整年了，而他连一个客户都没有。但他还是咬牙坚持，对别人说：不要愁，还是时机不到，时机到了，如果不排队还买不着我的蒜呢！

想不到，这话缺失一言成谶。虽然新蒜快要下来，但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陈蒜却已消失殆尽，许多客商都到金乡进货，蒜价在一夜间抬头。5月10日，董刚以一块七的的价格开库卖货，冷库前果然排了长长的车队。

董刚说，那些客户，有的想排第一车，有的想在价格上稍稍便宜几分钱，都去求他，给他送中华烟。

就这样，董刚嘴上叼着中华烟，得意洋洋地卖蒜。他这边卖，那边市场还在涨价，最后的一批，他卖到了两块二！

董刚说，那年春天，手中有蒜的大户不止他一个，还有一个李广来，河北唐山人，存了六七千吨；一个朱熹刚，辽宁人，存了四五千吨。李广来提议，三家联手，合起伙卖，一起卖出个好价钱。董刚同意，然而朱熹刚先跑了，就剩他和李广来。董刚说，那时候李广来比较仗义，他宁可把他的大蒜拉到广州去卖，也不在本地市场造成积压，冲击蒜价。最后，李广来的货卖完了，董刚的货才开始卖。

从那个春天开始，大蒜行业好多人都知道了董刚。

8月的一天，董刚出现在北京平安府宾馆。这家外貌为明清建筑、古色古香的宾馆，见证了董刚人生中的巅峰时刻：他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商会大蒜分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，被增补为理事。这个大蒜分会，当时有19个理事、18个监事，都是在大蒜出口方面赫赫有名的企业老板。而新任理事董刚，却连一个蒜头也没有向国外发过！

更让与会者惊讶的，是他在会上的发言。他发言的题目为：顾客不是上帝。

董刚面对那些大蒜界资深人士，毫不怯场，侃侃而谈。他说，顾客不是上帝，大蒜经营者才是上帝。只有自己做上帝，才能真正做好企业。不然，你光给客户服务去了，不去看市场了，那么你必败无疑。怎样做上帝？就是要把握住市场规律。如果你把市场规律把握住了，全世界都是你的客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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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蒜神”董刚

董刚说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到我这里排着队买蒜？就因为我有货源，我控制了货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掌握了市场规律，控制了货源，别管巴西、美国，还是东南亚的客户，他们都得来乖乖地求我... ...

听着他的演讲，有些不认识董刚的蒜商窃窃私语：会长从哪里请来这么一个狂人？

不管自己的观点是不是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，董刚在演讲的时候，已经将自己当做上帝了。因为他已经像上帝一样，在大蒜界创造了奇迹。

2005年的新蒜下来，董刚看准了行情，大量收购。他以1.2元的均价，一气收了4000吨。他到处向人讲，过了年蒜价会大涨，许多人不相信。结果，春节后果然涨到了2.8元。

本来，有一些大蒜出口企业为了争夺客源，在两元以下的价位与外商签订了供货合同，这时普遍出现了亏损。有一家企业，赔了将近3000万。据董刚说，这些企业此时联名签字，说董刚等外地蒜商哄抬物价、扰乱大蒜市场秩序。金乡县领导发表电视讲话，对某些蒜商发出警告，要提高税收，抓几个典型。董刚便组织了几百个外地蒜商，堵住了金乡县政 府大门，要求与县长见面对话。

关于这次上 访，董刚是这样讲的：

中午就传出来了，县长要跟我们谈话。我们这边选了五个代表。五个代表是谁呢？有哈尔滨的老崔、江苏的马哲，还有两个，我记不大清了。我坐在中间，他们在两边。县里那边是公安局局长、县长，还有地税局局长、国税局局长，还有一个副书记，阵容比较庞大。我们抓住他几点：第一，投机倒把已经取消了几十年，我们投机了什么地方？这个罪名你县里叫着合适？第二，你收我们税的目的何在？人说世界大蒜看中国，中国大蒜看金乡，不是靠你税收收起来的，是靠你宽松的环境才发展到今天，是吧？如果你们这样发展，大蒜是没有出路的。我董刚没扰乱县政 府，我只是来做点生意，赔的时候有我一份，赚的时候也得有我一份啊，你不能说赔钱是我的，光给你们做贡献，赚钱就没我的了，这叫买卖吗？做买卖嘛，低买高卖，谁也不想高买低卖，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，云集到你金乡，是活跃了你们的经济，发展了金乡的经济，给金乡带来了好处，是吧？没有我们这些人，你们金乡吃啥？靠你们种地能弄些啥，是吧？

我讲到他出汗，去开空调。他说，不再难为我们了... ...

对上 访一事的来龙去脉，我曾向金乡有关部门求证，但采访对象说，不清楚当时情况。

这次组织蒜商集体上 访，是董刚又一次大出风头。

从这个时候起，董刚与来自辽宁的王大力、朱熹刚，来自河北唐山的李广来，被大蒜界一些人成为“四大天王”。他们在大蒜界炙手可热，呼风唤雨。

2008年7月，有人在网上发帖，将董刚封为“蒜神”。

此时的董刚，名利双收，如日中天。

2013年6月底我去邳州，要采访的重点人物就是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蒜分会理事长张 黎明。我事先给他打电话约好，28日这天下午，他从设在徐州的总部专程赶回邳州，与我相见。我说我们曾经见过一面。接着说了两年前与董刚经过邳州，他请我们吃饭的事情。他想了起来，一笑之后，开始与我交谈。

张 黎明比两年前瘦了一些，显得更加年轻精干。他说：“我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。”见他如此谦逊，我与他的心理距离立刻拉近了许多。

张 黎明的学历确实不高。他1977年生于邳州宿羊山镇，家门口就是中学，而他小时候却视读书为畏途，经常逃课玩耍，招致父亲一次次痛打。好不容易混到高中毕业，他到父亲开的照相馆帮工，负责冲洗照片，在暗房里一呆就是半天。

他家有十来亩地，每年种一季大蒜。1994年收蒜时节，17岁的张 黎明从照相馆的暗房里走出来，到地里起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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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黎明南行的收获

张 黎明看到，宿羊山蒜农的大蒜，都是卖给镇上的小商贩，小商贩再卖给大商贩，由大商贩拉到外地销售，便萌生了一个想法：我也拉蒜到外地卖，也赚大钱去。

他的表叔曾经几次外出卖蒜，张 黎明就找他打听、探讨。随后，他说服父亲与表叔，让他们共同出资收购了60吨大蒜，他与表叔通过铁路运往广西南宁。

那次押运，让张 黎明终生难忘。60吨大蒜，将一节“闷罐子”车厢装得满满当当，仅余4立方米左右的空间供叔侄二人坐卧，想站立起来都很困难。两人带着4个装满了饮用水的大号塑料桶、一大包干煎饼和干盐豆，老老实实呆在那个狭小的角落里。正值夏季，“闷罐子”热得像烧饼炉，且昏天黑地，张 黎明除了与表叔闲聊，就只能听着火车开动的单调声音，盼望着到了车站可以出来放风。到站时，他们除了赶紧下车方便一下，并不敢走远，因为货车的开与停没个准点。他还记得，在湖南衡阳站下来，夜静更深，他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声狼叫，让他心里一阵阵发毛。

在火车上闷了整整14天，张 黎明和表叔浑身奇脏，臭不可闻。然而到了南宁，将大蒜交给客户，他们赚到了14000元。二人对半分开，分别缝进布袋，缠在腰上，愉快地坐上了返程火车。

张 黎明这次南行的收获，不只是赚了7000元，还见识了商业天地。他处处留心，了解信息，还主动结交了一些客户。有一个人在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做生意，每年都把中国大蒜大批量贩卖到越南，张 黎明回家后就给他打电话，邀请他到邳州考察。那个商人过来看了看，发现从产地直接购蒜，比从中间商那里贩卖更为划算也更有保障，第二年便向张 黎明订了5个车皮的大蒜。此后，二人成了朋友，长期合作。

1996年，张 黎明在镇上建了门市，正式做起了大蒜生意。几年下去，雇员多达二三十个，成为镇上数一数二的经销商。

2000年，张 黎明把生意扩展到了东南亚。他在国内结识了一位东南亚的华侨，此人的外甥在泰国做大蒜贸易。在电话中了解到，对方的需求量较大，张 黎明就去泰国与其面谈，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双方的合作从此拉开帷幕。此后，张 黎明有好几年住在深圳，与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东南亚的华侨客户往来密切。他们不仅建立了生意上的合作关系，私下里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客商们都爱带着这个小弟弟一起活动，张 黎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知识，大开眼界。

大蒜价格起伏不定，但是张 黎明一直重合同、守信用。如果合同已经签订，蒜价上涨，哪怕赔本，他也要保证供货；当蒜价下跌，他却会主动联系对方，叫对方少付货款，让利与人。别人说他这样做太傻，他只是憨憨的一笑。久而久之，张 黎明和客户之间有了充分的默契和信任。一次，张 黎明急需100万资金周转，向一个菲律宾华侨好友求助。此人二话不说，立刻把钱打到他的账上，还执意不肯收下他的欠条。这件事让张 黎明深有感触，他说：做事先做人。走遍天下有朋友，这是我最大的资本。

2002年，我国取消了大蒜出口配额制，私营企业可以自营出口。得知有这个政策，张 黎明立即成立了徐州黎明食品有限公司，并建了4座冷库。黎明公司成立的第一年，出口额就达到了176万美元。

2003年春，蒜价大跌，“非典”来袭。那时，镇上的大蒜营销户均关门歇业，张 黎明却大敞其门，有多少收购多少。有位大蒜户十分不解，宁愿把自己的十万元借给张 黎明，也不愿冒这个风险。谁知“非典”后期，大蒜行情突然变好，张 黎明赚了一千多万元，成为当地的一条爆炸性新闻。

随着企业的一步步壮大，张 黎明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素养不够，非常后悔少年时的厌学态度，如饥似渴地开始学习。他去清华大学充电两年，四处听取专家们的企业管理课程，到海尔等名企考察学习，还在公司建立了图书馆，与员工们一起读书阅览。去上海参加食品博览会期间，他一头扎进展览厅里边看边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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